​郇庆治丨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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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生态学基础。它不仅从思想论域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反生态）的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还从思想谱系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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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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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0期

作为一个系统完整且丰富深刻的话语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生态学基础。这里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并不限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生态（环境）思想（观）”“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或“生态文明理论”，而是有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理论意涵。具体来说，它不仅从思想论域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反生态）的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还从思想谱系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界围绕或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著述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但就它们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契合性或直接相关性来说，更需要关注三个层面或维度的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思想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或“自然观”）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应该在二者之间呈现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辩证互动的意义上去面对、认知和改变（利用）自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或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生态意蕴，如下两点尤其重要：一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并未否定自然生态系统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和客观必然性（规律性）；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多维度的立体性关系，有助于清楚阐明和科学把握社会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生态环境问题挑战的社会历史特质。因而，某一现实社会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一方面与历时动态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共时结构意义上的对特定构型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抉择或追求相关。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态政治经济学“红绿”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批判，同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生态学批判。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批判，它明确宣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在本质上是基于或依赖“生态外部性”而存活、扩展的，因而反（非）生态和社会非正义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固有属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无论是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现实社会（形态）都同时呈现为一种特定构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的自然关系，因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替代将同时是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重意义上的。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的生态文明社会与文化愿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基于当代中国客观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确立，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局地化实现或验证，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近代社会以来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结果，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非仅仅是一种政治上自我矮化甚或去政治化的修饰性言辞，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于或面向的现实基础的科学判断。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既定目标、体制构架和政策规约，任何领域、行业或地域性的政策举措都必须接受这种政治正确性的拷问与检验，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在任何意义上将这一长期且复杂的历史进程线性化、简约化、理想化。

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

生态批判理论

长期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是作为一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流派来理解对待的。但必须承认，无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梳理诠释还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生态理论批判，它都发挥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从而构成了笔者意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构建与创新的重要基础或思想来源。

通常所指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尤其是以当代欧美国家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依据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阐发形成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难题或挑战的哲学理论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赫伯特·马尔库塞、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等人，把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生态学批判，或者说对一种系统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清晰阐述。自那时以来，欧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两个较为活跃时期，而生态马克思主义也已成为一个逐渐超出欧美地域或视域并有着广泛社会政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流派。

尽管不同流派或学者之间存在着具体看法的差异，但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在整体上仍具有两个标志性特征。第一，它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及其应对的系统性批判。在它看来，人类社会一直都包含着或呈现为社会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这双重维度下的基础性关系。从长远和本体论意义上说，社会的自然关系无疑是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方面，但在较短或有限的时空范围内，社会关系及其局部性、渐进性的调适，则有可能呈现为一个具有强大规约性力量的方面，并对社会的自然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或反作用。第二，它指向一种特定而明确的绿色政治变革目标、议程和战略或替代性愿景，即生态的社会主义政治及其未来。在它看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环境危机状况或反生态本性的批判立场固然重要，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需要主动构建并践行一种基于替代资本主义总体性架构的社会主义政治主张和行动战略。而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以欧美国家为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批判理论或话语阐释，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点的有益补充、拓展和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体系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或绿色哲学理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在不断诠释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和批判性分析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批判理论的过程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也致力于从现实背景和语境出发，来主动建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一种狭义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概括地说，它特别强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政治经济学基础出发，自觉尝试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有机结合，或者说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时代融合，尤其是在制度化政策层面上。

在笔者看来，这种基于狭义上界定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话语和政治，更能够（应该）代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本质和目标追求，尤其是不能将其简约或虚化为一种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公共政策概念或术语，从而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更宏大、更重要的背景和语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可以说，上述三个思想论域和谱系的理论阐述，总体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而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使之成为一种系统完整的当代中国版本的环境政治哲学和绿色变革理论。如果对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述的权威性文献——无论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还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都可以发现对上述三大思想支谱及其研究成果的直接性引用，而且主要是第一类别的范围。

比如，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直接运用，首推“两（座）山”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他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和《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等3篇短论中指出，所谓“两（座）山”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二者之间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是一对“两难”矛盾，但在新时代条件下经过努力就可以真正做到共同发展。此外，他还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和《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2篇短论中间接论及了恩格斯著名的关于大自然报复的观点。

再比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收入的短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中，习近平论述了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性，并强调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在第二卷收入的5篇短论尤其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习近平再次引述了恩格斯关于大自然报复的观点，并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观念变革基础上的制度体系构建和创新意涵；在第三卷收入的短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中，习近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必须坚持的“六大原则”，其中在论述第一条原则时间接呼应了恩格斯关于大自然报复的观点。这篇短论只是习近平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而在完整文本中，他不仅大段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那段例举性论述，还再次强调了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观点，即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并综合引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在《论权威》（1872）中的观点，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相对于大自然的依存互动一面。

再比如，在《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这部重要专题性著作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一方面，习近平以多种方式多次提到恩格斯关于大自然报复的观点，或者直接引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那段最著名论述，强调人类活动对大自然所造成的任何严重伤害最终都会伤及我们人类自身，或者采取间接引述和呼应的形式，强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规律。另一方面，习近平还特别要求加强对自然生态本身客观规律的认识，即不仅要研究如何具体改进生态恢复治理保护，还要不断深化对生物多样性等科学规律的认识；不仅要逐渐完善加强生态管理和保护的政策，还要努力从全球变化趋势、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

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经济学观点，习近平反复阐述的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优先的位置，并进而阐发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理念论断。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相对于古典意义上劳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的培育保持和有效开发，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框架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不断改革。也就是说，它绝非仅仅是一个发展理念或手段创新的问题，还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经济学问题。

对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社会与文化，习近平更多强调的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宗旨和事业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的认识，习近平强调，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表明了党和政府大力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对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重要性的认识，习近平指出，这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尤其是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不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大部分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地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性，还具体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主要方面。其中，对“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阐述的基本内容与2018年5月18日他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的有关内容是大致相同的，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实有着十分宽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来源或基础，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哲学甚或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层面。这样一种结论性看法，对正确认识与科学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理论意涵是非常必要的。尤其需要明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一种系统完整的理论话语和政策话语体系，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和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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